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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从政治层面来看，宪治与民主的矛盾由来已久。
更为令人瞩目和引发争议的是，匈牙利宪法法院诉诸了西方法律价值标准作为裁判依据。因为这不仅仅是在改变宪法解释的技巧，更是触及了成文宪法国家的政治哲学基础。
国家安全宪法，以9/11之后通过的《爱国者法》为主体。注释: We Have An Unwritten Constitution,27 Stanford Law Review703(1975); Suzanna Sherry, The Founders Unwritten Constitution,54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Law Review 1127(1987); Ernest A. Young, The Constitution Outside the Constitution,117 Yale Law Journal 408(2007); Laurence Tribe, The Invisible Constitu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8; Akhil R. Amar, Americas Unwritten Constitution: The Precedents and Principles We Live By, Basic Books,2012; Rosalind Dixon Adrienne Stone, The Invisible Constitution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8. [5]与之相关的问题在于，是否《宪法》之中的所有内容都适合通过法律技术手段进行适用？在进行合宪性审查过程中，仍然有一部分需要交给政治过程去解决。首先，由先例和解释所奠定的宪法规则，本身存在被以后的判例推翻的可能性。[25]美国宪法不过是英国宪法的自然顺序发展，仅仅在细节和新环境下的一些基本原则方面有所调整。在基本法律层面内进行效力等级划分没有任何根据……[86] 围绕美国不成文宪法的讨论对我们的启发可能在于：从法律适用的角度，对于一个拥有成文宪法，并且被确立为宪法权威依据的国家来说，似乎应该坚守成文宪法作为唯一宪法权威渊源的地位。
很多时候，阿玛尔发现了宪法文本之外的权利或规则，但通过对相关条文别出心裁的解释，为其寻找到了文本依据。无论从宪法理论还是具体技术来讲，合宪性审查的前提性问题在于：何谓合宪？进一步的问题则是：何谓宪？有权机构究竟以何种规范内容作为合宪性审查的法律依据？于此，我们便触及了宪法渊源的问题。[xxiii]这些观点早在《共同纲领》出台前数月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即有所表述，也是国家将教育确定为执行纪律的主要手段的指导思想。
（二）觉悟要求的重塑 为了缓和企业与劳动者围绕劳动纪律所发生的冲突，除了对遵守劳动纪律义务施加外在限制之外，更为根本的路径在于重新发掘企业和劳动者利益的一致性，建立新共识，将这种共识以国家教育的方式传递给广大劳动者。这就是现行宪法上遵守劳动纪律义务规范的原初含义。到了现行宪法制定时，制定者特别写入第24条第1款，规定由国家普及纪律和法制教育，明确了国家作为劳动纪律教育者的地位。[lii]参见朱道坤：《如何理解光荣义务？——对〈宪法〉第55条兵役条款的教义学解读》，载《东南法学》2016年第2期，第126-130页。
《条例》则根据处分的类型设定了半年、一年等多种期限，期满后在评奖、提级等方面应当将受处分职工与其他职工同样对待（第23条）。现行宪法出台后，国务院于1986年颁布《国营企业辞退违纪职工暂行规定》，新设了严厉程度与开除和除名相当的辞退制度。
遵守劳动纪律义务的原初含义主要是劳动者要接受国家教育以提高觉悟,从而同时实现巩固政治、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的目标。国家与劳动者利益一致性的观点，也随之延展为国家、企业与劳动者利益的一致性，成为现行宪法证立遵守劳动纪律义务的逻辑起点，让这个义务在宪法上站稳了脚跟。[xxv]参见《最高人民法院总结关于处理劳资案件的经验和对今后处理劳资案件的几点意见》（法行字第4637号）。[xl] 共同的利益衍生出共同的价值追求，遵守合理合法的劳动纪律成为了劳动者与企业新的价值共识。
[xxi]前注(10)，《中华全国总工会关于巩固劳动纪律的决议》。只有当劳动者都通过遵守劳动纪律而获得主人翁意识时，宪法所设想的人民民主制度才能够在观念上得到支撑。黄国桥：《略论我国现行〈宪法〉中过时的条款》，载《太平洋学报》2009年第1期，第44页。此外，根据中华全国总工会的观点，巩固劳动纪律的教育，主要应通过组织劳动竞赛来进行[xix]。
转移的进程在各种企业之间并不均衡：公有制企业的起步最早，进展却最为保守，私营企业起步最晚，外资企业则进展最大。[iii]也有观点支持宪法规定遵守劳动纪律的义务。
职工代表大会仅在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内担当劳动纪律教育者的角色。参见刘贯学主编：《劳动法规知识讲话》，中国劳动出版社1992年版，第96页。
通过这些努力，遵守劳动纪律义务的政治目标得到加强，而经济与民生目标之间的紧张关系有所缓解。该义务忽视了企业任意制定纪律损害劳动者权益的风险[vii]。宪法要求公民遵守劳动纪律不仅正当而且可行。（一）前提：国家、企业和劳动者的利益分化 《宪法》在规定遵守劳动纪律义务时，预设了国家、企业和劳动者三方利益的一致性。另一方面要求加强经济立法，完善宏观调控，为经济法应对市场失灵提供了依据（第15条）。[xxix]参见肖蔚云：《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群众出版社1987年版，第67-68页。
在理论层面，可以否定基本权利与义务的对称性，限制基本义务的扩张。虽然该规定未被宪法正式文本所采纳，但是现行宪法出台前数月颁布的《条例》也暗示了国家主人翁责任感具有鼓励其积极性和创造性的作用（第1条），有理由认为现行宪法至少并未否定遵守劳动纪律义务的经济目的和以政治促经济的逻辑。
针对思想问题和是非问题，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指出，企图用行政命令的方法，用强制的方法解决思想问题，是非问题，不但没有效力，而且是有害的。[xxiv]第三，程序严，对于企业自定纪律的审批复杂。
[xii]上述论证建立起下图的逻辑闭环，从而论证了遵守劳动纪律义务的来源（三）目标：政治、经济和民生的统合 回到1982年的历史现场，现行宪法需要调整的公共事务可谓千头万绪，制宪者为何会选择将劳动纪律写入条文，并且将遵纪抬升到与守法同等的高度？通过回顾现行宪法的制定历史可知，遵守劳动纪律义务的崇高地位，来自其服务于宪法政治、经济和民生目标的重要作用。
[iii]质疑的理由包括：遵守劳动纪律的要求并不适用于全体公民[iv]。然而，在根本利益一致的基础上，宪法又要求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利益（第14条第3款），间接地承认了三方具体利益的不一致性。正是出于这种考虑，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解释宪法的时候，强调要避免卷入道德性的文化战争，这被认为是司法节制的表现。裁判者是否将某一关系界定为私人关系，往往并非完全客观的判断，而是政策选择的结果。
面对道德争议，宪法究竟选择无为还是有为，取决于对介入时机和介入能力的判断，而不能一概要求无为。遵守劳动纪律义务的原初含义正在隐退，一个建立在国家、企业和劳动者三方利益差异基础上的新意涵逐步登上历史舞台。
[xl] 共同的利益衍生出共同的价值追求，遵守合理合法的劳动纪律成为了劳动者与企业新的价值共识。参见劳动人事部干部局编：《奖惩工作问题解答》，中国劳动人事报社1987年内部发行，第1-3页。
要求国家行使宏观调控和市场监管的职能，将其他职能归还给市场主体。[xxvii]参见叶剑英：《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一九七八年三月一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报告》，载《人民日报》1978年3月8日，第1版。
[xxii]国家还预设了转变所需的大致时间：《纲要》规定，受到开除以外处分满一年的职工，只要在一年内没有新的违纪行为，就可以撤销处分（第20条）。[xvi] 《中共中央批准中华全国总工会〈关于巩固劳动纪律的决议〉及对此问题的指示》，载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22-328页。诚然，企业与劳动者利益分化的大趋势不可逆转，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企业与劳动者之间截然对立。例如，即使公民违反了劳动纪律，也不能放任企业去取消休息休假、克扣工资报酬，否则宪法对于休息权（第43条）和获得劳动报酬的权利（第42条）的保护就过于薄弱。
变革所及的法律关系都是宪法调整的对象，无论其性质是公是私。遵守劳动纪律义务意涵的变迁并非全无宪法依据，可以视作现行宪法内在张力的产物。
《劳动合同法》还吸收了司法机关对于规章制度的公示要求，并且明确公示的义务主体是企业。三是允许企业在处分时附带给予一次性罚款（第12条）。
[lii] 在实践层面，可以为基本义务设置内在限制，防止其过度扩张。新中国首部劳动法学统编教材于现行宪法颁布当月截稿，代表了制宪时对于遵守劳动纪律义务的主流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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